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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案聊斋之十八聊: 作者： 知白 来源：家庭中医药 年份：2010 文献类型：期刊 关键词： 十八锡壶医案李鸿章数数感冒; 描述：郑州·知白师兄：知道什么是“九锡”吗？师弟：好像是中国古代皇帝赐给功臣的九种锡器，我数数：锡壶、锡杯、锡碗、锡烛座、锡…… 师兄：你打住吧，你说的这些档次太低了，皇帝就给大臣些锡壶、锡杯？连银子都不赏？怖弟：哦，我说得不对？我看太平天国李忠王的传记，说是李鸿章打下忠王府后，从府中抄出锡器数车，这难道不是洪天王赏给劳苦功高的李忠王的吗？师兄：你别望文生义了。“锡”通“赐”，九锡就是古代帝王赐给功臣或诸侯的九种器物。一车马、二衣服、三乐器、四朱户、五纳陛、六虎贲、七弓矢、八斧钺、九柜鬯。那洪天王只是滥赏王号，而不赏给锡器。师弟：刚才是笑谈。其实这九锡是赏给大臣摆份儿的，是规格、是地位、是身份，不是锡壶、锡杯之类。师兄：如果赐九锡给你，你高兴不？师弟：这九锡只有功臣或某些诸侯才有资格获得，我有何功何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你还是少折腾我吧。何况历代大臣欲谋夺帝位者，多先加九锡，所以历史上有不少功臣拒受九锡以避嫌疑。我又不谋权夺位，要它何用？师兄：可也有人自己无缘得九锡，但为别人加九锡而兴高采烈。师弟：看来人与人就是不一样。同一样物品，虽然对于这人确是断肠毒药，而对那人或许就是救命补药。师兄：南北朝时，权臣萧衍要加九锡。师第：这萧衍后来成为梁武帝，加九锡就是谋夺帝位之先兆。师兄：萧衍的一个刚上任的属官范云，闻讯兴奋之极，张罗着要参加庆贺，可是不巧得了伤寒。师弟：我看他这是新官上任，兴奋过度，引发内热，招来外寒。师兄：他马上召来名医徐文伯诊视，徐文伯诊脉未毕，他就急着问：“可速愈否？” 师弟：真是急不可耐。师兄：徐文伯抬腕，徐徐道：“速愈不难，只怕留有后患。” 师弟：急行无好步嘛。师兄：范云追问：“有何后患？”徐文伯答：“君脉弱，恐怕两年后或有不测。” 师弟：这后果严重呀，等于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师兄：而范云虽然一怔，但慨然说道：“古圣人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何况两年？” 师弟：“朝闻道”之“道”，是言真理，而范云为逆臣官员捧场拍马，岂可乱用圣人之话！他正是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所批的“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者。师兄：这也是各取所需，价值观决定取舍。师弟：对，不可能要求人人“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保身长全，以养其生”。有人非要“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仲景也阻止不了，也只能在《伤寒论》序里说说而已。师兄：徐文伯作为大夫，将利害关系讲透了，最后还是尊重患者的选择。于是他先以桑柴将地烧热，然后铺桃叶于其上，再铺席，让范云躺在席上。师弟：这是无药而汗之法。师兄：顷刻之间，汗出如雨，徐文伯又以温粉扑之以止汗，第二天范云就病愈了。他喜形于色，要重谢徐文伯。而徐文伯婉言谢绝，说：“不足喜也。” 师弟：徐大夫是从“保身长全”方面考虑，忧其两年之后；而范属官是从捧场拍马方面来想，喜在当前一时。师兄：过了两年，范属官果然死了，正应其言。师弟：按徐大夫的观点，死因死期在两年前就已经确定了，他这属于为了捧场拍马的“以身殉职”一不过这预测得似乎太准了点儿，不太可信，给这原本平实的医案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师兄：那么仲景预测王仲宣的死期，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一天不差，岂不是更不可信？师弟：我早就怀疑此事，觉得其可信度不高。师冗：古人述案多有夸张，对此不必深究，要紧的是领会其精神。师弟：对。对于王仲宣一案，重点是要接受讳疾忌医的教训，而不必计较是不是按日而亡。师兄：学习此案，要领会虚人不可强汗之训。若强行作汗，损津耗气，必有后患，必减寿限。至于“缓期”几年，切不可模仿名医，妄加推断。（待续）附原案一范云初为梁武帝属官，时武帝有九锡之命。云忽感伤寒，恐不得预庆事，召徐文伯诊视。问日：可便得愈乎？文伯日：便瘥甚易，正恐二年后不起耳。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况二年乎！文伯于是先以火地，布桃叶，铺席，置云其上，顷刻汗出，以温粉扑之，翌日遂愈，云甚喜。文伯日：不足喜也。后二年果卒。夫取汗先期，尚促寿限，况不顾表里，不待时日，欲速愈者耶、故书此为戒。（编辑肖婷）

CHINA：前工业时代的易碎品: 作者：暂无 来源：时代教育·国家历史 年份：2010 文献类型：期刊 关键词： 十八锡壶医案李鸿章数数感冒; 描述：文王磊石在鼎盛时期，广州的工场里，数以万计的工人为欧洲王室巨富生产着世界最华贵的瓷器。这些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同样有极为脆弱的一面。 1602年，刚刚成立不足一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劫获了从中国满载货物归程的葡萄牙商船凯莎琳娜号。他们将船上的数十万件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令荷兰人吃惊的是，此次拍卖引来了大量富豪贵族的关注，其中不乏君主的身影，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购买了一套精美的餐具，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争着购入瓷器。几日之内，所有货物被一抢而空。据简·迪维斯在《欧洲瓷器史》中记载“拍卖这一船瓷器，商人获纯利了五百万盾”。 ■西来的订单荷兰人的这一传奇经历震动了欧洲，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商人们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了远东，投向了中国，投向了瓷器。仿照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17世纪后期，法国首相马扎然按照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他们颇有深意地以“中国”命名了它。而这家“中国公司”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前往广州购置瓷器。当法属中国公司的商船经过长途漂泊到达太平洋西岸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最好的贸易时机到来了。因为就在不久之前，早先控制了中国大陆地区的满清政权击败了占据台湾多年的郑氏家族，彻底统一了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沿海的海盗武装也基本销声匿迹了。特别是1673年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下令取消海禁，这条命令中说“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民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由此，外国商船就可以前往指定港口进行贸易了。当然，中国货物进口也走入了正常化的轨道。在随后的时间里，欧洲各主要国家先后获准在广州城开办了自己的商站，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地经营生丝、茶叶，当然陶瓷买卖也是其中的大宗货物之一。最早获得这一权利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1715年），紧接着法国(1728年)，荷兰（1729年），丹麦（1731年），瑞典（1732年），他们先后在广州设立了贸易站点。为了方便交易，与洋商相对，1720年广州商人也自发组织了—个公行专营瓷器。行规中明确规定“瓷器要特别工巧者，任何人得自行交易。” 法属“中国公司”的安菲特里号到达广州港时，他们向中国行商们出示了—批绘有奇怪纹案的图纸，要求中国商人按照图样烧造，并许诺将给予丰厚回报。几个月后，这批由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如约交工了。当“中国公司”将这些瓷器运回欧洲后，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褒奖，原来这些图案正是法国的甲胄、军徽、皇家纹章图案。其实，把徽章烧制在中国瓷器上这也并非法国人的创举，早在明朝中后期，葡萄牙王室就曾通过马六甲的中国商人定制过一只绘有曼诺尔一世徽章的青花执壶。由于当时颜料色彩所限，加之中国海禁政策严厉。那件瓷器并没能引起欧洲王室多少兴趣。但是这批法国的纹章瓷属于细瓷烧制工艺，并采用了粉彩技术，色彩艳丽夺目，而中国正处于海禁大开的局面，机会就在眼前。如此诱人的良机，当然会引来欧洲各国贵族纷纷效仿，由此，“纹章瓷”便在欧洲盛行起来。此后的几十年间，英国的“三狮”；俄国的“双头鹰”便随之出现在了中国出口的瓷盘上，据瑞典人统计，在中国的明清之际，约有300家贵族先后来到中国定制过纹章瓷。 ■贸易链随着欧洲商船的靠岸，登陆的不仅仅是滚滚财源，更是一场中国制瓷史上的变革。法国人定制的纹章瓷是广州来样加工贸易之始，也是中国制瓷业变革的第一步尝试。当机敏的广东商人意识到巨大商机到来之时，便主动去适应了这种变化。欧洲订单的频频东来，催生了广州珠江沿岸那些专门承接欧洲订货业务的门店，在这里洋商可以与广东商人签订协议，按照洋商指定的种类、造型、式样、工期进行详细的约定。而后，广东商人再将订单发往千里之外的景德镇进行烧制。由于，外国商人们的需求不同，所以定制样式五花八门，不免引起内地工匠们的好奇。《景德镇陶录》就记载了上述情形，书中说“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 然而，景德镇与广州城之间路途遥远，又有山水之隔。欧洲人的订单传至江西、烧制成器、经过彩绘后再运回广州交货的漫长过程日渐显现出了弊端。途中出现破损在所难免，而纹样风格走形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这不仅影响到了行商们的经济利益，更毁损了广东商人的信誉。于是，外销瓷的生产重心开始了南移。清代刘子芬在自己的私人著述《竹国陶说》提到：“海通之后，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迳广州……，欧士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至粤恒，另雇工匠，依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制成彩瓷，然后售之西商”。广东行商们凭借着销售渠道上的优势很快介入了生产领域，他们雇佣工人、培训画工。将景德镇烧制好的白瓷胎运至珠江口，在此他们承揽外洋业务，拿到订单后就地进行彩绘和二次加工。这样—来，不但交货日期大大提前，路途损耗以及绘图质量大幅提高。这种生产模式不久便流行开来，—时间广东珠江沿岸陶瓷工场鳞次栉比。在工场中，一些技术变革也正在无声地进行着。 ■变革时代变革首先是从设计开始，此时的广东出口的中国瓷器图案主题已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五福捧寿、太平有象、马上封侯了，在街头商铺中陈列着更多的是圣经故事、君主头像、西洋风情。这种变化不光是来源于欧洲商人提供的图案，更有中国商人对于欧洲人消费心理的揣摩。尽管广州的华人中还没有几个能够弄懂耶稣与圣母的关系，西班牙王室的发色是黑是黄，但是大多数中国画工们已经像模像样地画起了西洋画，在技法上他们尽量减少了对于传统直线的使用，开始以西方人所习惯的曲线来表达纹案之美了。继绘画纹案变革之后，外销瓷在器型上也进行了改良。海禁大开之后，瓷器进入了正常的贸易渠道。大量优质的民窑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欧洲市场上，瓷器也不再是王公贵族收藏把玩的奢侈品，很多质地精良的产品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成为了生活用具。欧洲人的需求，再次引领了中国制造业的变革。为了满足欧洲人的需求，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中国的陶瓷匠人们制作出了瓷制的汤盆、盖盅、色拉碟、咖啡壶、马克杯等纯粹的西方生活用具。甚至他们考虑到欧洲人胡须浓密的特点专门生产出—种带弧形缺口的圆盘，以供欧洲人剃须时垫在颈下使用。在西方消费市场的引领下，中国民窑不断地进行着研发上的创新，他们用中国的硅酸盐技术逐步侵蚀着欧洲原有的锡器、木器、甚至金银制品的市场份额。毫无疑问，这种变化是成功的，中国制瓷匠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自我突破式的技术改良，他们在以世界市场为导向调整着产品的生产。可以说，国际市场正在拖拽着中国制瓷业不由自主地前行。如若说，纹案设计的变化、器型研发的改进还只是简单的人为适应西方消费者习惯的话。生产要素的汇集才是广州外销瓷加工真正崛起的标志。 1769年一位名为William Hickey美国旅行者参观了位于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在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而这种工厂当时在广州还有一百多个。” 在广州就有两万人进行手绘劳作，这个数字在那个农为本的时代中是惊人的。尽管很遗憾，我们已经无据可查这些人口的来源，但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出自传统的农业社会。更为惊人的是这些人的工作性质，他们与景德镇那些官窑中世代从事劳作的匠人不同。匠人们出自“匠籍”，他们的劳动完全是一种义务的服役形式。而珠江口内的这些绘图工人则完全采用了雇佣形式，商人出钱工人出力，工人有了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和流动性，形成了完全意义的雇佣关系。这就使得广州拥有了最为充沛的人力资源。除去充足的人力以及便利的销售渠道以外，行商群体介入生产使得广州制瓷业的生产要素变得更加完备。在当时社会条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资本家这一角色出现，而最具雄厚财力与经营头脑的莫过于行商。在人力、土地、资本、资本家四要素齐备后广州制瓷业开始了勃兴。诸多的制瓷工场汇集一处，使得广州瓷业日渐产生了集群效应。一方面带来的是生产成本低廉化，另一方面则是品牌知名度的提升，精湛的手工制瓷技艺，顺应欧洲消费心理的绘图设计，加之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广州一时间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加工也的新中心，而“广彩瓷”也由于其物美价廉的特性在国际上大为热销。一时间，中国瓷成为了欧洲人心目中的最好品牌。

在马来西亚体验乡村诊所: 作者： 张兰芳 来源：中外健康文摘(B版) 年份：2009 文献类型：期刊 关键词： 十八锡壶医案李鸿章数数感冒; 描述：我们去马来西亚旅游，游览了避暑胜地云顶高原，参观了锡器加工厂、独立广场、国家清真寺后，在乡村短暂停留。或许是因为舟车劳顿，同行的老贾出现了咳嗽、头痛、发热症状，走路困难，睡不好觉。吃了点感冒药，可没好转。于是，我们决定带老贾上医院。旅馆老板听了老贾的情况，二话不说就带我们去路口找了辆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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